近期电视剧创作漫评

荧屏上的电视剧，构成了当今大众观看的最通俗易懂的叙事文本。历史故事，现实人生，都在这小小屏幕上演义得趣味盎然。一幕接一幕，一剧接一剧，可谓永无穷尽的“连续”。纵观近年来的电视剧作，也不难发现其整体上的创作态势与美学特征，本文就此稍作评析。

电视剧是给老百姓看的，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那么，给老百姓看什么呢？这也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讨论的“写什么”。也许，电视剧一度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发生过题材的偏向，这种偏向就表现在远离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而乐意把镜头聚焦于少数“大款”、“大腕”、“大家族”们的身上，表现他们在商场上、情场上、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与荣辱兴衰；场景多集中在高档饭店、高墙大院或豪华别墅之中；人物动辄出入于高级轿车，好不潇洒倜傥，风流富贵。前些年，电视剧中或多或少流露出一种“豪门气”、“贵族气”，给观众制作了一幕幕俗气的“贵族”梦，真让老百姓觉得这些人事气息离自己的生活太远。勿庸讳言，这种“贵族”故事在电视剧中的一度兴盛是电视剧题材上的误区，是迎合曾经流行的高消费显阔气的时髦，迎合世俗的发财梦想的一种题材偏向。它并不是什么艺术的“超前”意识，也不是什么“浪漫主义”手法，而是一种媚俗观念在电视剧制作上的反映。近些年来，这种状况得到明显改观。

从近期播出的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来看，题材的大众化、平民化构成了电视剧创作的一个明显特征。比如《浦江叙事》、《车间主任》、《选择》、《平平常常的故事》、《岁月长长路长长》等作品，把镜头聚焦于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现实，关注普通工人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的处境与选择。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大漠丰碑》、《和平年代》、《红十字方队》、《驱逐舰舰长》、《有这么一群兵》等反映当前军营生活的作品，表现普通官兵的生活情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朴实生动，充分体现了从生活中提炼素材的创作思路。

从生活出发，就必然会更多地、更广泛地看到大众的生活场景，就必然会把镜头从极少数的远离大众的“贵族”身上移向普通平民。像《儿女情长》、《男人没烦恼》、《校园先锋》、《燃烧的烛光》、《党员二愣妈》、《他那一片天》、《同船过渡》、《午夜有轨电车》等等作品，或描写普通市民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世界，或表现普通教师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探索，或表现基层干部、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等等。平民化的题材中蕴含了更丰富的生活内容，散发出了更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老百姓的生活贴近了，也与老百姓的情感贴近了。因此，题材的平民化，是电视剧广泛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要求，是艺术对生活源泉的一种要求，是艺术表现民众思想情感的一种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艺术进步的必然要求。

所谓艺术的“大众化”，并不是迎合某种世俗潮流，给大众制造可望而不可及的发财“梦想”，制造不切实际的“富贵”奇观，以诱惑人们的物欲。所谓“大众化”，首先在于关注大众的生存命运、再现大众的生存现实与精神境遇，表现大众的思想情感、发掘人民大众身上的优秀品质，使作品在题材上、情感上与大众有一种血肉联系，这样的作品才能引起大众的喜爱与关切。不关心大众的文艺，也就难为大众所关心。虽然对于文艺的“大众化”并不能仅仅从题材的意义上理解，并不能仅仅从作品描写的人物上理解；但反过来说，对“大众化”的理解也不能离开这层意义上的理解。很显然，题材的“平民化”趋向，使更多的平民成为作品的再现对象，是电视剧近年来在题材上的变化之一，是电视剧的“大众化”表现之一。与题材的平民化趋向相伴生的，必然是审美趣味的变化。

一部《和平年代》感动了不少人。虽然这部作品存在着明显的缺憾，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中洋溢的那种军人的精神，尤其是在主人公秦子雄身上表现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有些唐吉诃德味道但实际上又是人身上最为珍贵的理想精神，犹如世俗环境中的一道光芒，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人们精神上的审美共鸣。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追求的，是需要有一点理想的。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于他所拥有的财产与地位，而是更本质地体现于他的精神境界，体现于他的品格与情操。如果说秦子雄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那么，更应该看到这种理想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有着我军优良的精神传统基础，所以才真实可信、生动感人。对“和平年代”军人价值的表现，对军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开掘，使人们从军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高尚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一种绿色的清新与活力。如果说《和平年代》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那么《红十字方队》则更多地表现了一种青春的优美。近期以来，反映当代军营生活的几部优秀作品联袂而至，明显增强了电视剧对人的高尚情操的发掘与表现。

注重从平凡的生活中，从普通人身上发掘高尚情操、表现人的优秀品质，是近期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像《车间主任》、《选择》等展现国有企业改革的作品，表现了工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坚韧承受精神，表现了他们为国家、为企业分忧的朴素情感。我们知道，历史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是无数劳动者努力奋斗的结果。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工人身上那种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看到他们豁达的心胸。实际上，在中国普通民众的身上，蕴含着深厚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美德正是我们民族的道德基石，是历史前进的一种精神动力。《党员二愣妈》的那种“愣”劲，被斯琴高娃表演得如朴如实，不着痕迹，充分表现了一位农村妇女的耿直、憨厚、泼辣。这一个“愣”字，就是她的性格、品格的最好概括，就是她的方正之“心”的写照，所以她学不会阿谀奉迎，学不会圆滑世故，而处处表现出她身上那种来自于黄土地、来自于老百姓、来自于良心深处的“憨”劲与“愣”劲。这“愣”劲恰恰是一种朴素的、率真的、不为“权势”所扭曲的正气与正派，是一种对公正公理的执着。无独有偶，在《他那一片天》中的王振举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耿直的“倔”劲，是一种不为个人私情私利所动的原则精神。这种“愣”和“倔”看起来好像“不通人情”，又“傻”又“憨”，实际上，它恰恰通向了一种公正的情理，是一种高尚品质、高尚境界的表现，仅仅是不通私情私利而已。另外，还有大量描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品如《吴天祥的故事》、《燃烧的烛光》、《午夜有轨电车》、《儿女情长》、《民警程广泉》、《校园先锋》等等，它们大都注重发掘普通人内心深处的那种良知与温情，揭示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的精神境界，同时讥刺了某些人身上膨胀起来的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恶劣品性。最近播出的《黑脸》及《人间正道》，可谓两首“正气歌”，洋溢着真实生动的崇高精神。

同时，还不能不注意到，历史题材的创作也比较侧重于对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表现，侧重于对历史或文化史上有独特贡献与创造的优秀人物的塑造，如《弘一大师》、《司马迁》、《林则徐》及近期播出的《马寅初》等作品，通过这些多灾多难的人物命运，表现了他们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民族富强的一身正气，表现了他们高洁的人格气节，表现了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大胸怀，他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格精神，他们求真、求知、求道的理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是值得电视剧表现的重要内容。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电视剧中的历史题材热衷于达官富宦、帝王将相们争权夺利的故事，致使“皇帝戏”、“宫廷戏”充斥荧屏，极尽豪奢华丽与尔虞我诈。这不过是电视剧创作中曾时髦的“贵族气”在历史题材中的表现。我们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不应仅仅热衷于展示民脂民膏堆积起来的那种“封建华贵”，而应当真正表现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表现我们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凝结而成的那种人文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令人耳目一新，表现了那个年代的一种创造精神。应当看到，历史题材电视剧近年来从题材到人物的选择，逐渐显示出努力发掘历史中优秀的精神遗产与高尚人格的自觉，这无疑是一种变化，同现实题材注重对人的高尚情操表现一样，体现了人民大众对高尚精神的审美热忱。

“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艺术表现真、善、美的客观要求，这就要求艺术能够真正把人民大众身上的高尚情感发掘与表现出来。

电视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并不是要制造一种满足视听感观要求的“声色”观赏，并不是要在“场面”上作文章。电视剧的本质在于叙事，在于通过叙事塑造人物形象。

综观近期的电视剧发展，与题材的“平民化”倾向相伴随的是叙事的“平实化”发展，这是电视剧在叙事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变化。所谓“平实化”，首先是摆脱那种人为地追求“戏剧化”效果，摆脱叙事上华而不实的“技巧”游戏。电视剧需要有个“好故事”，这是电视剧成败的重要因素。但什么是“好故事”呢？是不是只有那种“悬念叠出”、“离奇曲折”、“跌宕起伏”才算是“好故事”呢？不能否认，电视剧曾经在“好故事”上存在着认识误区。为了追求“悬念”、“曲折”、“跌宕”等等戏剧效果，不仅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极尽“巧妙”之思，而且在叙事上极尽“技巧”之能。以致于电视剧给人一种“巧”过了头的“虚假”之感。使人感到电视剧真能“编”——“编造”痕迹甚重，矫揉造作之感由生。应当说，这是电视剧在叙事上的一个误区，也是和题材上的“贵族化”相适应的。近期以来，随着电视剧题材的“平民化”，随着生活内容的充实、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加强，电视剧在叙事上也渐趋朴素与平实。如《他那一片天》、《党员二愣妈》、《午夜有轨电车》、《红十字方队》、《遵义会议》、《儿女情长》、《岁月长长路长长》、《黑脸》、《人间正道》等作品，或表现出“散文”化的结构特征，或表现出“纪实”性的美学意味。“散文”化或“纪实”性是对那种人为的“戏剧”性的反拨，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不露痕迹的戏剧性，是自然、朴实、生动的戏剧性。近期播出的《水浒传》，虽然内容决定了它必然有宏大场面，但不能不承认，它在叙事上几乎没有“过头”之感。就场景布置、人物表演、镜头运用而言，可以看出导演对审美真实的重视，对叙事的朴素、自然、流畅的美学追求。虽然对该剧在改编上的得失还可商榷，但它在电视语言的理解上、对电视叙事艺术的把握上无疑在几部古典名著的电视剧版本中更接近于电视的艺术特性，也就是说，更“电视化”，更具有电视艺术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感，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人间正道》中。

什么是“电视化”？什么是电视的“艺术真实”？人们都知道，电视语言虽然是综合性的声像语言，但镜头语言应当是电视语言的核心。也就是说，视觉语言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电视”，正是从“视觉”上来命名的，所以，电视主要是镜头语言的艺术。电视通过镜头叙事，它的最大特征是“纪实”，是“眼见为实”的审美需要通过镜头（眼见）得到实证。电视剧无非是通过镜头来纪录演员表演的故事。镜头的“纪实”本性对演员的表演天然地具有一种自然、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电视剧作为一种“剧”，它与戏剧的根本区别是在生活实景中而不是在舞台上表演，它不是通过虚拟动作的表演完成叙事，而是通过生活化的表演完成叙事。虽然都是表演，但电视剧对“表演”的最高要求是达到“无表演”的境界，即达到自然而然，如朴如实的境界。这种“表演”实际上是对“生活化”的一种艺术还原。那么，从电视镜头的“纪实”本性和电视剧表演的特性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电视剧对于“生活化”的，“自然而然”的艺术真实的要求是所有表演艺术中最为苛刻和严格的。电视剧通过虚构与表演的艺术途径如果能够达到“纪实”的审美效果，才是电视剧的高境界。所以，电视剧的叙事最忌讳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的“技巧”痕迹，而应当是寓奇于平、寓虚于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实化”并不是平庸乏味、平淡无奇，而是电视剧叙事艺术逐渐自觉、走向成熟的表现。

近期电视剧叙事“平实化”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叙事视角的“平视化”趋向，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对凡人常事的叙述中，而且突出地表现在对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叙事中，值得一提的如《遵义会议》、《毛泽东在陕北》等作品，一改过去对领袖人物的“仰视”角度，而是采取“平视”角度，拉近了领袖人物与观众的情感距离，使人更容易通过“平视”角度看到领袖人物的伟大之处。只有把伟人也作为人来看待，才更能感受到伟人之所以伟大的人的精神内含，感受到人的精神与胸怀的伟大，而不是让人感受到“神”的不可企及的形之高大。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可以通过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周恩来》等作品感受到伟人的平易近人与崇高境界。平易近人与崇高境界正是在这种“平视”中达到辩证统一，互为依托。“纪录片”、“纪实片”虽然与电视剧在叙事策略上有所区别，但就电视作为一种语言的叙事艺术规律而言，并没有本质不同。所以，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纪实”“纪录”片这种视角的挪动，都说明了电视叙事方式对“平易近人”的、亲切真实的艺术效果的共同追求。叙事角度的“平视”化不过是电视叙事“平实”化的一种要求与表现，也是电视剧艺术规律对朴素自然审美效果的要求在叙事策略上的表现。